如果内部管辖权分配中，作出承诺的内部公务员无管辖权很公然、明显，那么其所作的对外承诺，应自始无效。

法律确定性的另一表现是法律应保持稳定性，但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却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发展，因此法律的稳定性必然会导致法律与社会生活或多或少地脱节，即产生滞后性。问题在于，这四个维度的可接受性彼此之间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可能发生冲突的。

权利……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然或天赋品格。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合作有权追问权利如何有限，如何受到保护，它们寻求个人或群体的权利与整体的承诺之间的平衡 [30]。再例如从法律上讲，违章建筑、非法建筑均应当无条件拆除，而实际拆迁过程中，大多均予以折价补偿，这是否意味着，事实上我们已经对法外利益甚至于对非法利益的妥协与认可呢？ 如果说上述案例是执法者的无可奈何，下述案例则是执法者的有意为之，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有意为之却获得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认可和接受。所谓‘惯性原则是指，过去一度被承认的观点，若没有足够的理由不可以加以抛弃，为此，它具有论证负担规则的特性：诉诸既存之实务者无须证成，而只有改变者才需要证成。[58]林来梵 张卓明：《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从规范性法学方法论角度的一个分析》，中国法学2006 年第2 期。

③还有学者更为直白的指出法律可接受性的达致主要是一个修辞的问题，法律的可接受性可以通过其修辞属性即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得到满足 [4]……对于这样的研究，我们的只想问几个问题：实现法律的可接受性到底是靠制度的完善，还是靠心理干预？解决中国法律实施接受度不高的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兴利除弊，还是靠忽悠？试问，通过所谓的可接受性法律修辞或者所谓的可接受性的语用分析如何能够防止拆迁户的自焚和上访？我们认为学术研究可以、也应该有多重的路径，但是多重路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现问题的真实根源所在，而不是掩盖问题的真实根源…… 因此，我们认为法律的可接受性是一个客观性的概念，从客观性的角度看，所谓法律的可接受性是指法律制度所具有的一系列客观特征的总称，这些特征使得法律制度的实施容易获得受众的接纳和认同。[8]可是，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成了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发展很难迈过去的一个隐形的门槛。[11]朱新力、唐明良：《现代行政活动方式的开发性研究》，《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在承诺的内容实现时，就是它的内部效力开始发生的时候。[16]同前注[3]，赖恒盈文，第46页、第52页。因此，在承诺涉及第三方的利益时，需要其参与承诺程序，以免在行政机关和申请人之间造成秘密操作的结果而损害第三方的利益。2012年5月14日，云南巧家县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局长杨朝邦表示可以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担保赵登用是5月10日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爆炸案的嫌疑人。

温兴利案和陈增月案也是如此。型式化的内容要求厘清行政承诺的概念内涵与外延、权限、程序、容许性与适法性要件、法律效果、救济途径等问题。

后一类案件的影响虽然远不如前者，但原告涉案引资的巨大数额（分别为3.9千万和1.5千万）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承诺对社会的激励作用。这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感知其处理内容的存在了。作为行政处分之一种的特定范围的多数人或可确定范围的多数人一般处分是具体、个别（或普通）的规制。面对承诺犹如面对迷宫，失却标准加以规范。

（二）型式化的界限 面对承诺之海，行政承诺型式化所要做的是收缩再收缩，做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行政承诺的法律规定。过窄型式化难以应对诸多复杂易变的现象。[31]   四、行政承诺型式化外延的反向界定 在德国，行政承诺的表现形式有担保、拘束力的告知乃至事前裁决、土地交易许可，甚至是大学教师聘用的任用协议。

[21][徳]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216页。这项承诺与《行政复议法》第31条的规定完全一致。

[34]孙大勇：《山东省委组织部举行换届我承诺活动》，《党员干部之友》2011年第9期。杜仪方：《行政承诺不履行的法律责任》，《法学论坛》2011年第4期。

[10] 除了以上所说的缺点以外，行政行为的型式化还会导致行政法学的封闭、教条化的状态，而且因其是局部的、静态的理论，无法从整个行政过程去理解行政行为，获取其整体性的面貌，如在型式化行政行为以外的准备活动：与当事人的商谈、机关之间的协调等。[40]事实信息的提供也有可能是行政处罚，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两者的差别在于，承诺行为基于不明确的事实或法律状态，行政机关给予的承诺是对将来决定内容事先给出明确结果。（二）行政承诺的范围限于行政裁量领域 行政法学界通说认为行政承诺适用于行政裁量，但是行政裁量是不是承诺的唯一领域呢？拘束行政可否也可纳入行政承诺的范围？德国学者Stelkens认为德国《行政程序法》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行政承诺存在于拘束行政之中。因此，在对行政承诺型式化的过程中就需考虑承诺的成本和权限。个案处理是行政处分的典型特征。

第一，许诺没有处理或者只有部分处理的内容吗？ 必须注意的是，承诺与承诺的内容并不是一个概念。[46] （二）手段与目的的平衡 在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会利用各种手段实现行政目的。

型式化的目的在于经由将各种基本单元予以类型化、型式化、制度化，以产生法治国家的规律。未型式化行政行为对法治国家来说形成一种威胁，因为没有制度化、纪律化，对未来行政行为就没有预测的可能，人民权利保障会不完整。

（七）服务承诺 湖北省交通厅承诺对缴纳公路规费大户，免费提供送票上门服务。[44]同前注[8]，杜仪方文。

行政承诺的法律控制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承诺的时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政，树立行政机关的信誉。但在目的的实现过程中常常会涉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该决定于11月21日发生外部效力，商店可以寻求救济。[26]德国税捐方面的法律对承诺的规定，涉及的主要条文包括《租税通则》第二百零四条、《所得税法》第四十二之E条、《关税法》第二十三条等。

此外，审批机关承诺在法定办理期限之前提前办结行政审批事项、公安机关承诺交通事故5分钟内出警等等行政主体作出的所谓的各种承诺已经与我们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种观点认为，许诺没有包含处理行为，而只是答应实施处理行为。

（二）行政承诺型式化的理论需求 1.行政承诺的研究现状需要行政承诺型式化 尽管涉及行政承诺和行政允诺的期刊文章合计不超过四十篇，但学界对行政承诺的研究表现出的以下两种倾向还是有迹可循的。[50]同前注[29]，陈传宗文。

先予放行即是暂时性行政处分。未型式化行政行为是指不具有确定的拘束力的行政行为，即拘束意思和规范的范围不明确。

显然以上两种活动都是宣示性的，其中第二个事例的政治意味最浓厚，第一个事例的内容过于宽泛，并没有具体的自我拘束的内容，而且组织部并不是行政主体，所以它们根本不可能是行政承诺。虽然三个案件承诺奖励的行为属于行政处理（行政奖励），但由于承诺针对的是不特定的普通对象，所以不属于行政承诺。后一项行为倒类似事实信息的提供。林明锵教授的观点与上述相近，其先以法律形式作为出发点，认为法律形式是指为达成行政目的，行政机关所拥有的手段。

在成本和收益之间，成本大于收益。因此，本文的探讨依此进行。

[10]林明锵：《论型式化之行政行为与未型式化之行政行为》，载《当代公法理论》，台北月旦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347-357页。这便是行政承诺过程中的两阶段现象。

并且杨局长承诺时针对的是普通对象，与行政承诺的内涵不符。（3）2012年8月10日，公安部对发现周克华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10万元人民币奖励。